18億美元到底給誰？

　　8月1日，香港高等法院在官網(wǎng)披露了娃哈哈創(chuàng)始人宗慶后家族信托案的判決決定：先凍結Jian Hao Ventures Limited（下稱“建浩公司”）匯豐銀行賬戶內的資產(chǎn)，并要求宗馥莉方面披露賬戶信息，直至杭州訴訟結束或法院發(fā)出進一步命令。

　　但這只是香港高等法院為了協(xié)助杭州方面訴訟程序作出的財產(chǎn)保全令，關鍵的實體問題還沒有任何結論。多位法律人士對第一財經(jīng)記者表示，以此談“宗馥莉輸了”還為時過早，一切都要等待杭州法院的判決。

　　不過，判案書中相關證據(jù)資料的公開，讓宗慶后為另外三子女設立離岸家族信托的安排首次浮出水面。第一財經(jīng)整理發(fā)現(xiàn)，其中有三個信息最為關鍵：第一，宗慶后確有設立信托的計劃，而且數(shù)量不是1個而是3個；第二，信托由宗慶后以協(xié)議委托方式委托宗馥莉設立，但沒有明確具體的設立時間；第三，信托尚未設立。

　　有法律人士對第一財經(jīng)表示，信托尚未實質性設立，讓這場家族糾紛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。信托財產(chǎn)認定將依據(jù)中國香港還是內地法律？委托書是否有效、與遺囑是否沖突？這些問題，都將影響建浩公司匯豐銀行賬戶內資產(chǎn)的最終歸屬。此前，可參考的類似跨境判例不多。

　　關鍵信息：信托設立有安排，但尚未完成

　　在這場備受關注的家族糾紛中，離岸家族信托是否成立、是何架構、是否被“擊穿”等問題一直是焦點。

　　先說結論：宗慶后有意為宗繼昌、宗婕莉、宗繼盛（以下統(tǒng)稱“三子女”）分別設立一個離岸家族信托，且是委托宗馥莉設立，但至今還沒有正式設立。

　　這一結論來自三子女提交的3份證據(jù)文件，其中有關于信托設立安排的詳細時間線。包括宗慶后的2份遺囑在內，這些文件的簽署基本都發(fā)生在宗慶后去世前的一個月之內。

　　首先是一份無日期標注的宗慶后的手寫指示，據(jù)原告方稱寫于2024年1月下旬，收件人為郭虹。（注：天眼查資料顯示，郭虹在多家娃哈哈系企業(yè)擔任監(jiān)事等職，與后文提到的漢坤律師事務所律師陳漢同為宗慶后遺囑執(zhí)行人。）

　　這份文件透露出宗慶后設立信托的意愿和計劃：宗慶后授意郭虹去中國香港辦理三子女的信托，每人7億美元，并表示信托本金長期不動，僅能收取利息使用。

　　其次是宗慶后就信托設立簽署的一份委托書，時間是2024年2月2日，委托人是宗慶后，受托人是宗馥莉；同日，宗馥莉簽署一份中文確認函，確認同意委托書。

　　這份文件明確了信托設立的方式和建浩公司的資產(chǎn)分配：一、宗慶后委托宗馥莉，以宗馥莉作為設立人設立3個境外信托，分別以三子女及其子女作為信托受益人；二、宗氏家族信托為不動本信托，信托資產(chǎn)繼續(xù)在匯豐銀行進行固定收益投資，只能就利息收益向受益人分配；三、建浩公司持有資產(chǎn)分為匯豐銀行賬戶和其他銀行賬戶兩部分，信托標的資產(chǎn)是匯豐銀行賬戶下資產(chǎn)，完成信托設立之后，建浩公司所有在其他銀行的資產(chǎn)利益歸屬于宗馥莉。

　　再次是宗馥莉與三子女簽署的一份協(xié)議，時間是2024年3月14日，即宗慶后去世（2024年2月25日）20天左右。

　　這份文件可以理解為帶有互換條件的協(xié)議，明確了信托設立的前提和架構：一、宗馥莉承諾為三子女設立3個信托，初始規(guī)模為每個信托7億美元，為不可撤銷的不動本信托，僅就利息收益進行分配；二、信托設立預計以一個PTC（Private Trust Company，私人信托公司）模式過渡到專業(yè)受托人階段，在PTC過渡階段，宗馥莉擔任受托人的股東，信托架構中的其他角色由郭虹及陳漢根據(jù)實際情況并咨詢相關專業(yè)意見后擔任，過渡期結束后由三子女指定人士擔任；三、三子女承認宗慶后于2024年2月2日訂立的遺囑并配合執(zhí)行，宗馥莉為三子女完成信托設立，不得互相妨礙。

　　在宗慶后去世后，雙方曾就信托設立進行了長達數(shù)月的溝通，但仍有多處細節(jié)未能達成一致，宗馥莉多次未能或拒絕在信托協(xié)議上簽字。

　　三子女的原告訴狀提出：宗馥莉仍未設立3個離岸信托或私人信托公司，并拒絕承認宗慶后手寫指示的有效性，拒絕向三子女提供任何與匯豐賬戶相關的信息（僅收到2024年1月和5月對賬單），且已將至少108.512萬美元從建浩公司匯豐銀行賬戶轉移至不明用途。

　　宗馥莉立場：不是拖延設立，要確認信托財產(chǎn)只有利息不含本金

　　從判決書披露的溝通細節(jié)來看，宗馥莉并不否認宗慶后關于設立信托的安排，且作為受托人已在推進過程中。但雙方存在多個分歧，這也被宗馥莉稱為自己遲遲沒有簽署信托文件的主要原因。

　　宗馥莉說，自己從未有違背委托書和協(xié)議條款的意圖，也沒有采取任何行動或不作為來阻礙離岸信托的成立，是原告方操之過急。她還強調，自己與三子女就信托契約草案條款進行的溝通與談判是真誠的。

　　那么，是什么原因讓雙方遲遲未能談攏？主要分歧又是什么？

　　宗馥莉特別強調，根據(jù)委托書，信托財產(chǎn)范圍只有固定資本的利息，而非固定資本本身，但對方似乎并不這么認為；同時，建浩公司匯豐銀行賬戶內資產(chǎn)從未達到21億美元（截至2024年5月31日，匯豐銀行賬戶資產(chǎn)價值為18億美元），在雙方找到彌補差額的方法之前，對方無權主張各自享有7億美元的離岸信托；她并不承認宗慶后手寫指示的有效性，每人7億美元的金額屬理想化設定。

　　對于從建浩公司匯豐銀行賬戶內轉走的108.512萬美元，宗馥莉解釋稱，這筆資金是用于向兩只基金注資，后者曾發(fā)出資本催繳通知。她提到，在宗慶后作為建浩公司唯一董事時，這種操作方式已是慣例。

　　資料顯示，建浩公司是一家根據(jù)英屬維爾京群島（BVI）法律注冊成立的公司，自2024年2月2日起，宗馥莉為公司唯一注冊股東；宗慶后生前是公司唯一董事，去世后由宗馥莉接替。據(jù)宗馥莉說法，在2017年8月和2022年初，建浩公司曾分別向上述兩只基金注資。

　　宗馥莉還強調，三子女不應將她看作單純的受托人，她在設立離岸信托的文件條款中有發(fā)言權。根據(jù)協(xié)議，在信托過渡階段，宗馥莉將處于“受托人的股東”地位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雙方溝通過程中，還發(fā)生了多方面爭議和變化，涉及信托契約草案條款修訂、信托設立機構更換等。另外，在宗繼昌于今年6月16日提交的答辯狀中，首次提出宗馥莉對三子女存在“嚴重敵意”，并長期系統(tǒng)性地與原告方爭奪家族資產(chǎn)控制權，包括娃哈哈集團旗下的10家工廠公司，并將娃哈哈集團資產(chǎn)據(jù)為己有。

　　多位法律人士對第一財經(jīng)表示，可以看出，宗慶后對遺產(chǎn)分配的意圖比較明確，但相關安排不夠嚴謹、所聘中介機構未能專業(yè)地推動，可能是糾紛發(fā)生的主要原因。該案預計引發(fā)更多中國高凈值家族的思考。

　　對此，香港豐裕信托資深合伙人、香港中文大學家族企業(yè)研究中心理事余亮恒特別提到了BVI私人信托公司治理真空的問題。他表示，建浩公司只有一名家族董事，且沒有設立目的信托，這種“單一董事+巨額現(xiàn)金資產(chǎn)”的特點容易被看作“治理失衡”，這將為“受托人失責”或“違反忠實義務”留下空間。

　　壓力給到杭州法院：兩份遺囑未提及信托

　　目前，香港高院的決定僅是為了協(xié)助杭州法院的訴訟程序（確保資產(chǎn)可用），一切還要等待杭州方面的判決。有律師表示，由于案件復雜且缺乏類似的跨境判例，杭州法院的判決將受到高度關注。

　　事實上，三子女主張當時與宗馥莉簽署的協(xié)議適用中國香港法律，但協(xié)議中一項管轄權條款使得他們必須向杭州法院提起訴訟。協(xié)議第10條提出，當雙方因為協(xié)議相關問題發(fā)生爭議且無法通過友好協(xié)商解決時，“任何一方應向浙江省杭州市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提起訴訟”。

　　三子女在杭州法院尋求的救濟主要有5項，其一是判定建浩公司匯豐銀行賬戶中資產(chǎn)是三子女享有受益權的信托財產(chǎn)，即訴訟標的資產(chǎn)不僅限于賬戶內資產(chǎn)的投資收益。

　　但眼下，在討論信托財產(chǎn)是本金還是利息之前，首先要確定的是離岸信托是否會被認定存在；如果不存在，法律上是否還有設立強制性。綜合受訪專業(yè)人士觀點，目前有兩大方向值得關注。

　　其一，杭州法院會否參考香港法律。如果參考，這個尚未書面設立的信托有一定概率被認定為建設性信托/推定信托，這也是三子女在香港訴訟中的核心依據(jù)。

　　余亮恒對第一財經(jīng)表示，在中國香港這樣的普通法轄區(qū)，即使沒有書面信托契約，“意圖+資產(chǎn)路徑”仍可能被法院視為信托關系，即承認所謂“事實信托”，后者包括建設性信托（Constructive Trust）或推定信托（Resulting Trust），這在過去已有判例。

　　余亮恒結合香港高院引用的判詞進一步表示，如果在香港衡平法下被認定存在建設性信托，這也意味著，案件的核心將不再是受托人“有沒有簽署信托契約”，而是受托人“是否履行了信托義務”。如果法院確認“口頭/事實信托”已成立，三子女即可獲得受益人身份，香港法院的凍結令也會順勢延長并可能升級為分配令或交付令。

　　海邦國際顧問集團高級副總裁、知名國際稅法專家王文星也表示，該案中推定信托的說法有可能成立。不過，宗馥莉（按照法庭描述）的“拖延”做法，使得香港高院并未就這部分資產(chǎn)是否構成信托作出決斷，這也讓案件走向依然充滿爭議。在他看來，這更像是一個遺囑信托。

　　那么，杭州法院會否參考香港法律或已有判例？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高凌云對第一財經(jīng)表示，國內在海外信托糾紛法律適用方面的法律規(guī)定還比較含糊?！耙话愣裕P于信托是否成立等效力問題，如信托文件無指定，應當適用與信托有密切聯(lián)系地的法律，本案大概率應適用香港法律，如果適用香港法律，則其制定法和判例法都有可能被參考。但對于遺囑信托首先應判斷遺囑的效力，應適用大陸法。判斷信托財產(chǎn)來源的合法性，若涉及境內來源，也應根據(jù)大陸法來判定?！彼f。

　　其二，如果完全按照中國內地法律，需要考慮宗慶后與宗馥莉之間的委托書、宗馥莉與三子女簽署的協(xié)議是否具備設立信托的法律效力。后者也是宗馥莉方在香港訴訟中的答辯論點。

　　在這一路徑下，又至少需要考慮兩個問題：首先，宗慶后的委托書是不是具有信托遺囑效力，以及與正式遺囑是否沖突；其次，委托是否有效，這可能還涉及標的資產(chǎn)是否屬于夫妻共同財產(chǎn)、夫妻中另一方是否知情并同意（若未離婚）等問題。

　　判決書提到，宗慶后曾在2024年2月2日設立兩份遺囑，其中一份涉及特定境外資產(chǎn)，但未涵蓋建浩公司及其資產(chǎn)；另一份涉及其在中國大陸的境內資產(chǎn)。兩份遺囑均未提及三子女或杜建英（三子女母親），但指定宗馥莉、施幼珍（宗馥莉母親）及王樹珍（宗慶后母親）為受益人。

　　“如果生前信托沒成立，那接下來還可能需要法院認定宗慶后的書面委托文件是不是遺囑。如果（被認定）是，則可能設立遺囑信托，但前提仍然是賬戶資產(chǎn)是其個人合法的私有財產(chǎn)?！备吡柙茝娬{，委托本身不是遺囑，即使被承認為遺囑，也要看與之后訂立的遺囑是否存在沖突、會不會被推翻。

　　余亮恒則表示，如果杭州法院只認定委托書構成合同但信托尚未生效，則宗馥莉可能被判定違約并被要求高額賠償，或被強制補充設立正式信托。如果杭州法院同時否認委托書效力和信托有效性，案件將回到遺囑繼承和股權歸屬之爭，香港法院可能會因此被迫縮小資產(chǎn)凍結范圍。

　　“值得注意的是，一旦杭州法院確認三子女享有對建浩公司匯豐銀行賬戶內資產(chǎn)的受益權，他們可依據(jù)最高法《關于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(qū)法院相互認可和執(zhí)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》（2024年1月生效）申請在港直接執(zhí)行，這將成為跨法域信托執(zhí)行的重要先例?！庇嗔梁阏f。